人老了，容易忘事。像我这个过七奔八的四零后，遗忘程度时常达到令人尴尬的地步：急匆匆推门进屋，想去拿什么东西，然而进了屋却又不知道来做什么，只好悻悻退回。忘事成了常态。但是，在我的人生道路上，一位恩师对我的教诲与帮助，使我终生难忘。他就是我的大学老师张伯海先生。

　　半个多世纪前，我跨入了大学的门槛，读中文系。张老师给我们开现代文学课，我有幸当了课代表。有一次，老师布置作业，他拿着一张鲁迅伏案写作的图片，背景上是厚厚的一摞书，还有台灯、闹钟，让我们看图谈感想，下堂课进行课堂讨论。我虽然进行了认真的准备，但是，当课堂讨论老师点名让我发言的时候，心里还是有些紧张，忐忑不安。没想到，老师微笑着对我的发言做了充分的肯定，然后又进行了知识的拓展与补充，我受益匪浅。老师的点评，不仅激发了我当时学习的积极性，而且养成了我善于思考问题的习惯，直到现在，看到某张有意义的照片，总想来几句短评——一次学习，终生受益。

　　毕业后，我留校做了教师，与张老师在一个教研室，这使我有了继续向老师学习的机会。作为青年教师，我备课的讲稿，老师都一一过目，圈圈点点，写了不少批注。后来随老师一起参加研讨会，记得第一次是去扬州，研讨当代文学史的编写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，当代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还处在起步阶段，没有先例，没有参考，一切都是从零开始。会上，张老师侃侃而谈，有条不紊地讲述了他的想法，从文学史大纲到具体作家作品。老师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代表的认可，赞许的目光纷纷投向他那略显消瘦却又神采飞扬的脸庞。

　　坐在老师身旁的我，一边聆听着老师的发言，一边感慨：原来学术研讨会是这样开的。在那个年代，见惯了假大空的形式主义的会议，张老师严谨认真的态度与深思熟虑的思考，使我为之一振。回想我们一路坐火车南下，他眉头紧锁，不时在笔记本上记点什么，原来他在思考会上要讨论的问题呢。什么叫言传身教？什么叫耳濡目染？如此而已吧。

　　然而，当代文学史的编写，张老师并没有参与，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，他调去编辑16卷本的鲁迅全集了。1981年我出差去北京，顺便去出版社拜访我的老师。张老师见到我，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，热情地与我攀谈起来。从学校近年来的变化到我的工作情况，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当前文学的发展与我的努力方向。不知不觉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时针指向12点。我起身告辞，张老师挽留说，你来的正巧，今天中午食堂包包子，就在这里吃吧。不一会儿，他便端来一盘热气腾腾的包子，香气扑鼻。我们边吃边聊，临走，他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电影票——由曹禺的话剧改编的电影《原野》。这在当时还属于内部片，一票难求。张老师说，单位发的，晚上我有事，你去看吧。至于老师是真有事还是诚心让我去看，很难说清了，只记得当时我手握电影票，心里热乎乎的，说话的声音有些哽咽了。

　　经过几年的努力，我的第一本专著《新时期小说文体论》脱稿了。按照当时约定俗成的做法，下一步便是找一位专家或权威人士为书写序。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张老师的影子，此时，他已经是中国新闻出版署领导小组的成员。但是想到他忙碌的工作，还有级别的差异，请他做序的念头又打消了。后来还是老同学的积极建议，我怀着试一试的想法联系了张老师。令我惊喜的是电话那头，老师爽快地答应了。没多久，张老师的序言就寄给了我。一如既往的鼓励：“作者在努力与国际研究方法、研究水平相接轨。当然，接轨需要无数的石子铺路，该书无疑是一块坚实的铺路石。无数这样的石子集结到一起，便能形成通达世界文苑的轨道。”老师画龙点睛般的评说为我的书增光添彩。当我的书获得山东省首届刘勰文艺评论奖的时候，当读者拿着书让我签名留念的时候，我的心里首先涌起的是对老师的感激之情。没有老师的序言，它或许会石沉大海。

　　又过了N年，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是张老师打来的。他告诉我，他来济南了，山东人民出版社请他来做关于期刊方面的学术报告。我知道张老师的研究转向了期刊，正在负责全国期刊的审批与发展，我又急于想见老师一面，于是匆匆赶了过去。这些年我在圈子里混，见过听过不少学术报告。有的报告者是拿着讲稿登台，有的报告者是打开电脑开讲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像张老师这样出场的：他抱着一摞期刊走上讲台。这些期刊，有国内的优秀期刊，有出国考察带回的期刊。他如数家珍，介绍着这些期刊的特点、优势、发行量，甚至连封面设计，都给予了详细的评说。看得出，他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期刊工作中。听着、看着老师的报告，我如醍醐灌顶，忽然明白了人应该如何对待工作，对待人生。

　　如今张老师已九十又三，退休在家。他的家里，凡有空间的地方，都摆满了书籍期刊，顶天立地。他经常翻阅最近出版的新书期刊，这已经形成了习惯，如同吃饭喝水，不可或缺。近日老师的身体欠安，真诚地祝福老师早日康复，有机会再聆听到老师亲切的教诲。

　　作者：庞守英